第七章

从那天起，我再没有见到他。天蟾舞台照常唱戏，水牌上“云中鹤”三个字还挂着，可我不敢再去了。父亲催婚催得一天紧过一天。钟家的聘礼抬过来了。十八台，从南京路一路进弄堂，街坊四邻都出来看热闹。母亲拿着镯子翻了两圈，忽然开了口：“这镯子有包浆，是戴过的。”上一任钟太太的遗物。我盖上匣子，放回去了。父亲这几日反倒精神了不少，走路带风，跟新请的账房先生密密地说话，说到一半见我走近，立刻闭嘴。有一回我路过库房，门开了一条缝，灯亮着。我从缝隙里瞥进去。先前那两只大木箱还在，旁边又多了好几只，全用油布裹得严严实实。秀姐拽着我往外走，脸白透了：“小姐，别看。”裁缝来量嫁衣尺寸那天，我站在踏板上被量来量去，对着镜子看自己的脸，觉得那不是我。秀姐收拾嫁妆翻箱底，翻出了一把黑色折叠伞。他的伞。那天雨夜他递给我的，骨架有一根弯了，我收着没还。我把伞攥在手里。这些天钟鹤年来过两回。第一回是接我去国际饭店吃饭。他点了一桌法国菜，自己只喝红酒，问我读过什么书，会不会弹钢琴。我说没学过。他嗯了一声，没什么表情：“嫁过来以后学一学，我常有应酬，太太不能上不了台面。”第二回他派了车来，让我去试他给定做的首饰。司机把我送到南京路一家金店，金店老板毕恭毕敬，端出一套红宝石的头面，说是钟先生特意挑的。红宝石的光在天鹅绒垫子上晃得我眼花。老板帮我试戴，一边做一边笑着念叨钟先生几年前也定过一套，也是红宝石的，给上一任太太的。“啊呀，可惜了。”老板觉出失言，住了嘴。我摘下那套头面，说多谢。出了金店的门，我把大衣裹紧了，在街边站了很久。没有人来。弄堂里没有他，马路对面也没有他。他说他想让我活着离开上海。可他没说怎么走，什么时候走。也没说他会不会来接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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