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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妈双腿一软，跪在我面前。“妈妈错了。”“蒋柔一直在骗我，我已经把她赶走了。”“以后家里只有我们两个。晚晚，你跟妈妈回家，好不好？”我没有扶她。“她骗你，是她坏。”“可把主卧和镯子给她的人是你。”“我躺在时，转身离开的人也是你。”“每一次，都是你自己选择她。”我妈哭着求我别不要她。我轻声回答：“你已经不要我三年了。”“我只是学会了而已。”程衍也跪下来，说婚房可以重新买，婚纱可以重新做，求我再给他一次机会。我看着他。“我在路边等了你五十七分钟。”“那时候我一直以为，你一定会来。”“后来我才明白，你不是来晚了。”“你根本没想来。”程衍哭着说爱我。我却笑了。“我快死的时候，你在陪别人。”“现在说爱，不觉得恶心吗？”月亮缓缓升起。我举起相机，拍下洱海。照片里依旧没有他们。“回去吧，以后不要再来找我。”身后传来他们崩溃的哭喊。我没有回头。“别等了，我不会回去。”第二天，我独自去了医院。穿刺结果显示，是早期甲状腺恶性肿瘤。幸运的是发现得不算太晚，及时手术，预后很好。我一个人签字、住院，也一个人被推进手术室。护士问我要不要通知家属。我摇了摇头。“没有家属。”手术后，民宿老板娘给我熬了鱼汤，摄影店老板送来鲜花，隔壁房客帮我买了水果。这些认识不久的陌生人，反而比我的亲人更像亲人。恢复后，我留在大理，用退掉婚房的钱开了一间临湖摄影工作室。我拍洱海的日出、山顶的云，也拍街边牵手的老人。渐渐有人喜欢我的照片，专程坐飞机来找我拍摄。我妈没有离开大理。她每天坐在工作室对面的长椅上，却再也不敢求我原谅。程衍则在我出事的路口开了一间免费急救站。他学习急救，每个月抱着头纱盒来一次大理，留下一封信。那些信，我一封都没拆。蒋柔失去副卡和依靠后，也来找过我。她站在门口质问：“你现在满意了？他们一个个都只想着你！”我关门前，只回了一句：“那是你们的事。”“你们三个，都跟我没有关系。”五年后，我的工作室开了第二家店。我戴上新的助听设备，去过雪山、草原，也看过真正的极光。后来，我举办了自己的摄影展。开幕那天，朋友们站在台下，笑着喊我的名字。展厅外，我妈和程衍隔着玻璃看着我。“晚晚现在过得真好。”“是啊，没有我们，她过得更好。”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回头。不是所有后悔，都能得到原谅。晚上，我独自来到洱海边，拍下月光落在湖面的样子。照片里没有妈妈，没有程衍，也没有那套没建成的婚房。只有我自己。可我笑得很幸福。我终于明白，离开不爱我的人，不是失去家。而是我终于有机会，给自己一个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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